狼藉 无论在太原还是武汉，很多受害学生都觉得，“没人管我们了”。 赵云龙一度想等案子判决，再考虑赔偿的事。可“趣分期”当时每天50元的滞纳金让他怕了。 金融搜索平台融360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大学生消费分期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4月，78%的大学生分期购物平台分期费率含混不清，48%的逾期费率模糊。在明确逾期费率的平台中，58%的滞纳金达日息1%。 “高额的滞纳金根本不合理。”范立夫教授直言，校园贷平台违规收取滞纳金、手续费，使学生面对数额巨大的欠款。此时，单纯对征信的考量可能已无法激起学生的还款欲望，为了规避自身风险，校园贷平台就可能祭出违规甚至暴力催收的手段。 2016年春夏两季，在山西工商学院，打着“趣分期”旗号的催债人员拿着学生照片堵在宿舍楼的门口，和过往同学一一确认，“你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 “趣分期”对此表示，这并非该公司工作人员。接到用户投诉被骗电话，该公司会让用户提供立案证明，一经核实，会第一时间将用户添加至白名单，停止一切催收。 夏英凯收到过发件人为“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告函”，称因“涉嫌诈骗分期乐公司贷款”，要求他于2017年3月9日前往“北京市人民法院”（北京并无此法院——记者注）出庭，如不到场，将“当庭宣判三至五年有期徒刑”，并列入“全国A级通缉令”。 “分期乐”公司对记者强调，不会向用户发出不合乎法律规范的律师函。 4月10日晚间，“分期乐”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通报，即日起，将暂停对马艳飞案所有涉案大学生的一切催收手段。随着案件进展，不排除对这部分受害学生进行逾期费减免。 “爱学贷”也表示，马艳飞案的涉案学生，只要主动申请、说明情况，公司将采取费率减免，只收本金的还款方式。“爱学贷”工作人员持有的态度是，在本案中，受骗大学生缺乏法律意识、保护意识，“爱学贷”的平台、人脉也确实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正规公司，“爱学贷”愿与学生在互相理解的情形下解决问题。 截至发稿，太原马艳飞案和武汉郑禹案牵涉人数最多的“人人分期”表示：“我们拒绝接受此类采访。”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魏艳丽长期处理此类案件。她感到，迄今唯一专门规范网贷的由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距离真正落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由她代理的相关案件，在向银监会、金融管理局投诉时会没有回应，去公安机关报案时，公安机关判定这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拿不到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又无法在检察院立案。 在武汉，原价6788元的手机滚动成了3万多元的债务，催款电话也让很多受害学生感到不安。他们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是法院判决书上那29位受害者中的一员。 派出所曾以“做笔录做晚了”等各种原因解释他们的疑问，但很多受害者表示，自己多次到派出所要求做笔录，常常一等就是一下午。即便做了笔录，名单上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太原的许宁警官亲身感受了此类案件的繁杂。为了查清马艳飞案，他所在的龙城刑警队先后两次向市检察院和省高检申请延长侦查。在160多天的时间里，仅马艳飞，许宁就审讯了30多次。最终，纸质和电子版案卷合计200多册，往检察院运送需要3辆车。复杂的案情也使得马艳飞案至今未能开庭。 今年3月30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宣布成立网络借贷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制定网络借贷自律管理规则、经营细则和行业标准，开展自律管理及检查，维护市场秩序等多项工作。 范立夫担忧地表示，校园贷领域已陷入两难境地。一些平台退出，另一方面，不合规的平台仍然存在，乱象依旧频发，行业被“妖魔化”。 他认为，校园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一部分，能满足即期支付能力不足学生的消费需求。如果平台能够按照监管政策合规经营，那么校园贷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一位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认为，此类事件通常是：学生里的品行恶劣者来骗贷，而许多学生贪图小利，信用意识淡薄，被同学诱骗贷款。在处理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以同情代替道理，由企业买单，那信用社会、契约精神无从谈起。校园需求宜疏不宜堵，如果正规企业不再为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服务，那这部分空白将被高利贷和逃脱监管者所占领，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诸如“武汉大学生贷款分期”的小广告还在郑禹的母校俯拾即是。它们声称“是学生来就放款”，“不看征信，不打父母电话”，“推荐一名大学生，可获500～5000元奖励，能者多劳”。 电线杆、垃圾桶和马路边依旧充斥着贷款小广告。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背后，网贷的丛林中依旧上演着狩猎的剧情。 武汉的一名放款人得意地在微信朋友圈晒出大量与大学生的转账截图，也警告式地发出几张催债图片。图片说明是：“按时还钱啥事没有，不讲诚信的，我让你连年都过不好！”